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央城市工作會議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總結新時代以來我國城市發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臨的形勢，明確做好城市工作的總體要求、重要原則、重點任務，為進一步做好新時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從十年前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尊重、五個統籌”，到這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一個優化、六個建設”，思想脈絡既一以貫之，又與時俱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新形勢下我國城市發展規律，圍繞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明確了城市發展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科學回答了城市發展為了誰、依靠誰以及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怎樣建設城市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在新時代的原創性突破。當前，我國正處于推進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的關鍵時期，深刻把握這些重要論述所蘊含的原創性理論貢獻，有利于我們構建現代化人民城市理論自主知識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我國城市發展所處歷史方位，準確理解我國城市發展的目標定位，深入把握新時代新征程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和改革思路，更加自覺堅定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城市工作戰略部署，滿懷信心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

　　創造性提出人民城市理念，明確現代化人民城市理論的基本價值主線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城市發展批判的理論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發展實踐形成的原創性理論成果，是在借鑒西方現代城市發展理論基礎上對城市理論的價值重塑與范式躍遷。

　　從城市理論發展的基本脈絡來看，西方城市研究雖然發展出了大量研究議題，涉及城市化、城市空間結構、城市生態、城市網絡等領域，但總體上有三個基本理論基點：一是強調城市發展背后的資本邏輯，關注城市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系；二是強調城市發展中存在結構性的不平等，城市空間成為資本和各種利益群體博弈的場所，不同群體間的空間分異和社會排斥普遍存在；三是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引發城市發展的大量危機，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些矛盾的社會后果。基于這些基本理論觀點，西方城市理論對城市發展的方向與路徑作出了系列闡釋。但從深層次來看，由于西方城市理論暗含了上述基本理論取向，其在討論城市發展未來道路時更強調基于多元博弈的權力斗爭和具有張力與制衡特征的政府、市場、社會關系形態，這也進一步導致西方城市發展中沖突、競爭與零和博弈成為一種常態。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城市的理念，與西方城市理論所持有的基本立場有著本質區別。這一重要理念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城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徹底改變了以資本主導邏輯和利益群體間的矛盾沖突為基礎的西方傳統城市理論出發點，強調以人為本，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強調“做好城市工作，要順應城市工作新形勢、改革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2019年在上海考察時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2020年在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上再次強調“要堅持廣大人民群眾在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近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認真踐行人民城市理念”“轉變城市發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等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城市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城市發展的基本價值遵循和思路方法，強調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設必須把讓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資源留給人民。人民城市理念在多個維度上為現代化人民城市理論標定了價值主線和極富理論增長點的新發展方向。

　　更注重城市發展和建設中的人民主體地位，強調人民群眾是城市建設的主體和共享城市發展成果的主體。在這一價值導向指引下，“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群眾自治”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改革實踐。不斷在城市發展中實現“人民建”與“為人民”有機融合，構建人人參與、人人負責、人人奉獻、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體，成為現代化人民城市發展的獨特寫照與生動畫面。

　　更強調城市發展中公共物品的公平正義配置，這也是現代化人民城市理論區別于西方理論的重要分水嶺。比如，西方理論將城市空間視為權力博弈的場所，而“人民城市”將其轉化為“公共產品”，強調通過廣泛參與和高效協商來實現城市空間配置的公平正義。在實踐中，我國新一輪城市更新普遍具有這一特征，城市治理部門通過廣泛民主協商來確定城市更新的內容與范圍，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重視城市發展中的包容與共享，強調在最廣大人民群眾中尋求利益最大公約數。這指引我國城市發展更注重構建廣泛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提高城市對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承載能力，使不同群體可以在合作中發展、在包容中互相增益。

　　前瞻性謀劃城市發展新思路，探索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的重要論述，以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為前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把握城市內涵式發展的取向，對于全面增強城市發展動力活力、系統提升城市發展能級具有戰略性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中指出：“城市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有其自身規律”“我們必須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切實做好城市工作”。科學、客觀地認識城市發展規律，是前瞻性謀劃城市發展戰略的重要前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城鎮化規律進行了一系列深入闡釋，指明了我國城鎮化所處的特殊時代方位、具有的鮮明特征以及面對的發展挑戰。正是建立在對這些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上，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作出了清晰描繪。相比于西方和我國傳統的城市發展思路，這種改革思路的“新”凸顯在以下維度。

　　基于“并聯式”改革進程樹立城市發展新目標。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的重要講話中敏銳指出了我國現代化發展面臨的新情況，強調“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這種“并聯式”發展過程體現在城市發展領域，就是把西方現代城市在漫長發展歷程中逐一遇到的改革議題以系統集成的方式整體提出。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以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為目標”“大力推動城市結構優化、動能轉換、品質提升、綠色轉型、文脈賡續、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線”。這些城市發展目標的成功實踐，將為人民群眾深刻感受城市發展成效、遠離城市發展風險帶來巨大助益。

　　適應新情況形成城市發展系統轉型的新思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對我國城市發展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進行了系統闡述。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面對新發展形勢，“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動適應形勢變化，轉變城市發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為本；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約高效；轉變城市發展動力，更加注重特色發展；轉變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轉變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統籌協調”。這“五個轉變”意味著我國城市發展將進入密集改革的新發展周期，也必將帶來更多的城市改革發展紅利和實現內涵式發展的新格局。

　　構建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的新型制度保障體系。做好城市工作，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必須加強黨對城市工作的全面領導。要進一步健全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增強城市政策協同性，強化各方面執行力。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建立健全科學的城市發展評價體系，加強城市工作隊伍素質和能力建設，激勵廣大黨員干部干事創業、擔當作為。要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這些制度保障有利于以整體思維推動城市發展不同領域改革形成系統合力，有利于更好激發城市建設者的內生動力與活力，更好投身于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改革進程之中。

　　著眼于城市治理現代化布局系統性改革，實現城市發展秩序與活力并舉

　　著眼于城市治理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科學謀劃、系統布局改革，從多個維度整體提升城市系統治理能力，有助于在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形成我國治理體系的獨特制度優勢，最終實現城市發展中秩序與活力的動態平衡。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轉變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城市治理現代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新時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社會結構日益復雜、流動性日趨增強，同時，平臺經濟和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從深層次上改變了傳統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模式。在此背景下，城市有序治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城市治理問題，從多個維度提出了城市治理現代化的系統性改革方案，有效破解了全球城市發展中普遍遇到的諸多治理難題。

　　堅持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大力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進一步明確了黨的領導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實踐證明，黨建引領已成為城市治理中推動多方主體協同共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各級黨組織運用黨建網絡，可以在不同政府部門之間、不同治理主體之間搭建跨組織協調的治理機制，從而以黨建引領實現現代社會的“整體性治理”目標。在日益開放多元的社會背景下，以黨建引領來塑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對于破解城市治理難題具有顯著成效。面對城市中由平臺經濟、網絡經濟、樓宇經濟形成的“流動社會”，各級黨組織通過黨建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構建了依托黨建工作網絡的新型治理網絡，有效吸納新就業群體參與城市治理。城市治理要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這已成為城市治理“中國經驗”的關鍵制度保障。

　　打造重心下移的城市基層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必須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市治理體系推動職能部門“下沉”一線，更好為基層提供公共產品；健全社區治理體系，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深入激發基層自治活力，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些改革有效提升了基層治理體系化解矛盾、構建社會秩序、促成社會認同的能力，為城市社會有序運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創造精神，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豐富多樣的民主形式、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和完整可靠的參與實踐，既能夠有力調動廣大人民發揚主人翁精神，也有助于實現有效的社會動員和有序的政治參與。實踐證明，全過程人民民主對于城市治理中多方共識的達成和社會認同的構建都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動城市公共物品公平正義配置的重要方法。

　　推動城市治理智能化轉型。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部署了“一個優化、六個建設”的重點任務，“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是其中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既要善于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智能化，又要通過繡花般的細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細化水平，繡出城市的品質品牌”。基于精細化、智能化城市治理理念，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紛紛打造城市公共服務“一網通辦”、城市管理“一網統管”的智能化治理平臺，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體系的敏捷反應和精細化治理能力。在最近的改革中，不少城市進一步探索以新一代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構建數字政府，實現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機交互型轉變，由經驗判斷型向數據分析型轉變，由被動處置型向主動發現型轉變。這些改革逐步構建了城市數字社會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為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提供了重要治理支撐。

　　戰略性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共同繁榮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論述和戰略舉措，立足我國城鎮化發展新格局，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城鄉“何以融合”的根本問題，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理論指明了方向。我國的城鄉關系深植于我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之中，具有不同于西方社會的顯著特點。西方的城市化是一種“連根拔起”的城市化——受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影響，造成城市崛起與鄉村衰亡。但對于中國社會來說，城鄉之間和合統一、良性互動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探尋城鎮化新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城鄉關系的走向有著深刻的思考，強調“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既要建設繁華的城市，也要建設繁榮的農村”“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城鎮和鄉村是互促互進、共生共存的。能否處理好城鄉關系，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鎮化，目的就是促進城鄉融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城市快速發展、資源和勞動力迅速向城市流動的時代背景下，戰略性地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一系列新舉措，不斷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共同繁榮。

　　分類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分類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縣城作為連接城市與鄉村的關鍵紐帶，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產業協同集聚發展的關鍵環節，對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不斷以縣城為載體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作用，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這一改革舉措為城鄉融合發展構建了重要的支持機制，有利于在空間結構上促進城鄉人口、資源相互流通。

　　繼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繼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這一工作，強調“要完善土地、戶籍、轉移支付等配套政策，提高城市群承載能力，促進遷移人口穩定落戶”“農民進城務工是個大趨勢，要把該打開的‘城門’打開，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持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年）》明確提出“實施新一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旨在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對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鎮化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的關鍵，這一改革有助于促進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近年來，我國各地不斷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增加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保障進城農民土地權益，持續探索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改革舉措，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政策支持。

　　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形成功能互補、分工協作的城鎮化空間格局，可以有效防止“大城市病”與“小城鎮衰落”并存。這一改革舉措推動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高效配置，同時也促進城市產業向鄉村延伸、農村資源為城市發展提供深度支持，形成城鄉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型發展格局。

　　城市是文明的載體。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不斷探索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大力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譜寫“城市篇章”，為世界城市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作者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5年07月21日 09 版）